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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上的台灣人~一個研究生給柯P的公開信


  柯文哲醫師說,自己在政治上是台灣人,在文化上是中國人。

  許多臉書朋友對此形成震怒群,我倒是不怎麼生氣,基於自由主義立場我不反對別人自稱中國人,只是好奇柯醫師有沒有發現這句話的矛盾?

  作為法律史研究生,對於何謂文化、何謂法律文化,都是我不得不處理的棘手問題。簡單來說,「文化,是特定群體社會生活方式的總稱,法律文化,則是法律權利在群體生活中被實踐與想像的方式。」

  文化不是一個均質的概念,制度只是它的外觀,所以,文化不會只表現在沿襲某些習俗﹝不成文的社會制度﹞,例如,過中秋節只是習俗的外觀,中秋節烤肉才是我們的「中秋節文化」。

  因此,即使共享某些精神文明,也不必然構成文化主體的同一性,例如美國高中生必讀莎士比亞,但他們不會說自己是「文化上的英國人」。共享基督教文明的國家也不會宣稱自己是「文化上的猶太人」。同樣的,構成社會生活的每一種制度下產生的文化,都是文化的一部分,包括政治、經濟、法律文化等;我們不會因為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、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經濟,都跟美國一樣,就說我們是「文化上的美國人」吧?

  這是因為,平平都是民主政治,我們的「選舉文化」就是和美國不一樣;平平是資本主義經濟,我們的「消費文化」也和美國不一樣。甚至是由於文化主體的不同,而造成制度外觀上的差異。例如我國憲政體制上的「半總統制」,和全世界所有國家都不同,這個差異來自於我們相對於其他國家所擁有的歷史背景的特殊性。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,文化和歷史的關係,從而導出一個更強的命題:文化是歷史的產物。

  最近一個相關的問題是有關修訂高中歷史課綱的爭議,負責人王曉波教授說,「憲法」裏規定「一國兩區」,並沒有說「一邊一國」,「我們台灣人也擁有大陸的主權,綠營人士憑什麼讓我們放棄啊,這不是出賣台灣人民嗎?」

  什麼時候歷史事實是由憲法說了算?那歷史課本是不是要寫,由於我國憲法明文保障基本人權,所以台灣歷史上從沒有侵害人權的事實發生?相反的,就像法律史被歸類於「基礎」法學一樣,歷史事實非但不是由法律的應然宣稱所決定﹝法律的規定充其量只能說明“有這種規定存在”的事實而已﹞,而是法律規範的合理性是以歷史事實作為檢證與批判的基礎。

  簡言之,不是歷史要尊重法律,而是法律要尊重歷史,否則,該修正的不是歷史﹝事實要怎麼「修訂」?﹞,而是法律。政治主體與文化主體的關係也非常類似,台灣作為獨立的政治主體的合理性,正是建立在台灣已然形成一個文化主體。

  姑且不論分治長達近120年的政治現實,已使我們和現代「中國」概念下的文化內容產生巨大差異;從歷史來看,先民渡海來台﹝如同17世紀從英國移民北美殖民地者,所欲追求的自由與財富重分配﹞,就是在追求一種「叛離中原文化」的生活。從清治時期的抗官,到日治時期的武裝反抗和政治反抗,都是台灣人為了建立、保護自身生活方式﹝即文化﹞,拒絕做「文化上的清國人」、「文化上的日本人」所為的努力。可見在台灣歷史上,是在追求成為文化主體的過程中,漸漸產生追求成為政治主體的主張,而沒有自認為是政治主體,而放棄作為文化主體的主張的。

  因此,台灣文化之有別於華人傳統文化,至少已經有400多年了。即使我們不否認台灣文化曾受華人傳統文化影響並存在其遺緒,但這只能說﹝文化上﹞「中國是台灣的一部分」,歐日 美文化也都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,但台灣的文化不會因此就變成中歐日美文化,而是融合了這些文化因素並發展出其獨特性的,就叫台灣文化。

  想知道什麼是台灣文化,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看李安的<臥虎藏龍>,和張藝謀的<英雄>、<滿城盡帶黃金甲>,馮小剛 的<夜宴>,陳凱歌的<無極>,有什麼差別。決定電影敘事的文化脈絡不是文本或導演的血統,而是歷史的養分。不管李安的政治認同是什麼,當他選擇讓我們在奧斯卡上聽見:「臥虎藏龍,台灣」,以及得獎時對台灣的感謝,我想那是因為他非常清楚,自己是文化上的台灣人。

  對個人及社會皆然,不同的歷史造就不同的文化。我和李安一樣是文化上的台灣人,柯醫師您呢?

  西區老二 敬上(詩人/台大法律所研究生)

  2014.1.23 民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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